48年前，同是孤儿的13岁的瓦志言、18岁的普四言和17岁的邓加，结伴踏上投靠缅甸亲友的道路。

家人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帮发烧的阿起退烧，没有医保的人们总是讳疾忌医，每当生病，他们要先尝试下自己的土方。

10月15日是一个晴朗的周一。72岁的普加和村里人在教堂一起吃完今年感恩节的最后一餐后，准备爬45分钟的山路回家。

教堂在高山上，几十米开外，是千米高的怒江大峡谷和日夜奔流的怒江。

普加的家，在全村最高的寨子里，那里一共七户人家。从教堂位置，能看到他们的房子。“缅甸人住的地方。”村里人习惯性地说。

普加也习惯了。1958年，18岁的他跟着叔叔徒步两天，翻越高黎贡山，去缅甸生活。在那里，人人说他们是中国人。27年后，他们一起迁回自己的出生地中国。而此时，人们又开始说，“他们是缅甸来的”。

从离乡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失去了国籍认同。至今，他的孩子们、他的朋友们，都是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人。

山雨欲来

1958年，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蔓延到怒江福贡边境大山里。“不能被抓进去。”叔叔最终做了个决定，带上普加，翻越西面的高山，逃到缅甸。

从怒江边来到他们的寨子，至少要爬3个小时陡峭的山路。罕有的外来客，让几位老朋友们围坐在火炉旁，一起回忆起五十多年的过往。

这是一间傈僳族传统木屋，靠几十根木头支撑在山坡上，透过竹子编织的地板，能看到架空层圈养的牲畜。所有的空间加起来不过30来平米，普加举全家之力，花了一两年才建好。在这里，他将自己的子女抚养长大，直至女儿们出嫁，儿子们成立了自己的家。

已儿孙满堂的他，心中仍有一大憾事，那就是自己和妻子没有任何户籍证明。现在，除了最小的过继到兄弟家中的女儿有户籍，他的所有子女至今都是无户籍人员。

同寨子的老朋友们无不类似。

聊天中途，80岁的此嘛迈帮同村一病人做完祷告回来了。1958年，他与普加在同一个月去了缅甸，又在1986年同一年回来，至今过了54年无国籍的生活。“我已经老了，无所谓了，唯独担心自己的孩子们。没有户口，什么都办不了。”

他的一句话，引得室内突然一阵沉默。

1958年，是所有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年份，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蔓延到怒江福贡边境大山里。

当时才十多岁的瓦志言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年4月的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，将父亲带走了。此后，他再没有见过父亲。

18岁的普加父母早逝，叔叔是他和弟弟生活中最大的依靠。“不能被抓进去。”叔叔最终做了个决定，带上普加，翻越西面的高山，逃到缅甸。

几天之后，此嘛迈也孤身上路了。

那是一条他们从未踏过的路，“怕，非常怕，但那时候人比鬼更可怕。”门牙掉光的此嘛迈陷在回忆中，火光照着那张凝重的脸。寨子里的年轻人默默地坐在外围，他们第一次听老人们如此认真地回忆这段往事。

生死通道

50多年来，高山上的人们无数次来回穿越这条通道，有人在12月过山，在大风雪中，被冻死在山上。有人在七八月雨季过山，被洪水冲走。

怒江左岸的山群被称为高黎贡山。福贡县是“幸福的高黎贡山”的意思。生活在山上的边民们却对这个名字很陌生。“米可”是他们知道的唯一山名。那是他们给通往缅甸的山路上需要翻越的最高一座山峰取的名字。

沿着福贡县上帕镇古泉村一条山上小路，一直往西，3个小时后，直至离中缅边境线最近的村寨之一俄沙恰底，爬上寨子背后的最高峰，便能看见人们口中不断提起的“米可”。以米可的山脊为界，另一面便是缅甸。

50多年来，高山上的人们无数次来回穿越这条通道，有人在12月过山，在大风雪中，被冻死在山上。有人在七八月雨季过山，被洪水冲走。

54年前，此嘛迈就穿行在这条通道上。他幼时便成了孤儿，叔叔将他抚养成人。1958年4月，形势越来越出乎人们的预料，村里陆续有人沿着通道出去了。在一个无人注意的早晨，此嘛迈穿了件薄薄的单衣，光着脚便悄悄上路了。灌满水的弓形水壶是他唯一的行李。

那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路，不知道路的尽头有什么，不知道要走多久。害怕，但不能回头。好在这条路没有岔路。宽的地方有两三米，窄的地方只容一人通过。很多时候，路的另一边就是悬崖。

从早晨到下午，此嘛迈数不清自己翻越了几座山，一路忐忑，没有遇到一个人影。饥饿难耐，他不停地给自己灌水。

山路越来越陡。快到傍晚时，一座巨大的雪山进入他的视线。他后来知道，那座雪山，就是米可，在四月天里反常地下起了大雪。

此嘛迈不打算在黑暗中翻越雪山。晚上七八点，他终于在米可山下发现了一块可以躺二三十人的岩石。此嘛迈捡了些柴草，打算在岩石上露宿一宿。

这块岩石成了后来通道两边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之一。所有需要穿越通道的人，都要趁天还没黑之前，赶到岩石旁，铺草席露宿。几十年过去，现在的岩石已经不像此嘛迈第一次见到时那么大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岩石还有了个傈僳名字叫“米可阿杰库”，意思是“米可山下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”。

第二天刚亮，此嘛迈再次出发。饥寒交迫中，攀越雪山的双腿一度颤抖。本能的求生欲望支撑着他埋头坚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发现自己爬上了山顶。十几公里开外，缅甸成片成片的山峰尽收眼底。回头往东，他甚至辨认出自己熟悉的怒江大峡谷。

离缅甸的亲朋不远了，他心想。深吸一口气，一鼓作气冲下山，在太阳落山之前，终于看到了远处的寨子。

同样说着傈僳话的人们，接济了几近昏厥的他。他很快在同一个寨子里找到同村逃难过来的人们。

缅甸居不易

因为地势的关系，大多数去缅甸者在山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生活，山中没有油，没有盐，没有大米，没有学校，没有医院，生了小病则拖着，生了大病就翻山来福贡。

同一个月，普加和他的叔叔沿着同一条通道，抵达米可山另一边。

那是一个满是高山的地方，和这一面一样，人们在山坡上建房、开垦。不同的是，缅甸的山更多、更陡。

抵达缅甸的第一天，一个陌生人给了普加一口锅，他们就靠着它维持了最初的生活。许多天后他们才知道，这个地方叫新拉达。有近十个小组，近千人左右，但寨子特别分散。从一个寨子到另一个寨子，要爬一整天的山路。距离那里最大的缅甸县城，至少要走十五天的山路。

新拉达村既生活着本土的缅甸人，也有早几十年从中国迁徙过去的傈僳人。面对突然闯入的庞大人流，当地政府一度劝说他们：“你们是中国人，回中国去！”“逃亡者”们大多时候默不作声，只轻声回应：“我们是傈僳人。”

刚刚抵达的前一两年，“逃亡者”们大多寄宿在亲戚朋友家中，边开垦荒地，边建设自己的房屋和教堂。

缅甸有政府，但因为路途太遥远，十多年也不见缅政府过问他们的生活，没人帮他们落户。

1964年，同是孤儿的13岁的瓦志言、18岁的普四言和17岁的邓加，结伴踏上投靠缅甸亲友的道路。

现在，没人能具体统计，1958年开始共有多少边民从怒江翻山去到缅甸。在普加的记忆中，“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人出去，木骨甲村靠近通道，去的人较多，至少有一百多人去了缅甸”。

因为地势的关系，大多数去缅甸者在山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生活，山中没有油，没有盐，没有大米，没有学校，没有医院，生了小病则拖着，生了大病就翻山来福贡。

几十年间，极少部分人因为做生意攒了点积蓄，搬去了缅甸稍大的城市密支那。大多数人因为没钱，留在高山上。

回家

1986年6月5日，一支近百人组成的迁徙队伍行进在米可山上，队伍中，半数以上是孩子。他们身上只带着水和干粮，所有的家产被丢弃在“新达拉”。

20年间，山的这边一成不变，山的另一边却变了天。

1986年，新达拉村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。他是瓦志言的叔叔。他于1958年和哥哥一起被抓进监狱，不久，哥哥在狱中死亡，他在1985年被释放。

他的到来让全村人惊喜不已。他告诉大家外面的情况，“可以回家了”。这迫使全村人正式直面这个问题。

人们开始盘算回家的方式。几天后，当地村政府告诉他们，要回去可以，但在这里的所有牛羊、房子都无法进行买卖，也不准将财产带回中国。

1986年6月5日，一支近百人组成的迁徙队伍行进在米可山上，队伍中，半数以上是孩子。他们身上只带着水和干粮，所有的家产被丢弃在“新达拉”。

年龄稍大者如普加和此嘛迈等，他们既欣喜又忧虑。几十年来回，他们早已得知，自己曾经居住的房子被拆，耕地被分了。稍年轻者如邓夺、罗四言，他们对山的这边，陌生又未知。仅因为想陪伴父母回归故里，于是也拖家带口大迁移。队伍中的女人们则都任劳任怨。娜前1958年跟随家人去缅甸，几年后和同是逃亡者的邓加结婚生子。“这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”。到今天，当人们问她为什么回来时，这是她脱口而出的答案。

6月6日黄昏，迁徙的队伍抵达俄沙恰底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寨子。寨子里的人们在队伍中认出了自己的亲人。另一部分人继续行进，穿过阿亚比，回到古泉、木罗。迎接他们的，是这边的亲人、朋友和教会。

大规模的人口流入惊动了政府。不多久，有人上山来告诉他们，“你们的户籍早已被销掉了，不再是中国人，回缅甸去吧。”此后每隔一段时间，都有人来劝他们回缅甸。但陆续迁回中国的人并未停止。

像在缅甸一样，人们默不作声，只是在有需要时回应道：“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。”争吵不可避免。1986年10月的一天，再次有政府人员来劝说他们回缅甸。争执中，瓦志言的前妻因为害怕，突发心脏病，昏倒在家。一个星期后，她去世了。

悲愤，一度笼罩着这群没归属的人们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赶他们回缅甸。